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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峽是我一輩子的良師益友

講述人:攝影家佘代科,男,76歲講述時間:2019年11月15日講述地點:宜昌市美術館展覽現場視頻錄制:程蔚 程錫勇文字記錄:本報記者 馮漢斌攝 影:程錫勇

抗戰勝利后不久,才兩三歲的佘代科便隨父母從重慶巫山到宜昌定居,至今已悠悠七十余載。他在宜昌度過了艱難的青少年時代,1964年參加工作后,通過拍攝三峽、記錄三峽、守望三峽,佘代科先生達到其人生事業的巔峰,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“三峽通”,40多年來,共拍攝了數以萬計的三峽照片,濃縮了他對三峽自然和人文景觀變遷的關注,并先后有數百幅三峽攝影作品在國內外媒體上發表,被認為是“系統拍攝長江三峽自然和人文景觀最早、攝影時間跨度最長的攝影師之一”,他還先后擔任過宜昌市攝影家協會主席、湖北省攝影家協會副主席,為宜昌區域攝影技術的提高和攝影人才的培養盡心竭力。11月14日,“守望三峽——佘代科攝影作品展”在宜昌美術館開幕,次日下午,在攝影展現場,記者采訪了今年已76歲,但身體硬朗、精神矍鑠的佘代科先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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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時隨父母扎根宜昌,一來就是一輩子

我出生在重慶市巫山縣,抗戰勝利后不久,當時只有兩三歲的我,便隨父母從老家來到宜昌城區南正下街定居,父母那時在宜昌做小生意,辛苦養育我和姐弟三個。

六七歲的時候,我被父母送到宜昌城區的私立北省小學讀書。后來,又轉到星沙里小學(即后來的自立路小學),完成小學學業。畢業后,又先后在宜昌市八中、宜昌四中完成初中和高中教育。因為家里貧窮,我從讀初中開始直到高中,都一直享受政府的助學金,母親每次都拿去買米,那時畢竟填飽肚子要緊。1964年就到宜昌市床單廠參加工作了,次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,并隨即作為后備干部培養,調到團市委任學生部副部長。后來在政工組搞宣傳,因為當時上面要宜昌辦一個大型展覽,確定我為群眾組織代表,與其他代表一起,到省里領取展覽任務。搞展覽,首先要有展覽地,我們想到了當時堆放糧食的天主堂,得到同意后,隨即將天主堂改造成展覽館。一切準備妥當后,我便回到了政工組,現在的老攝影家徐達則留在展覽館。但徐達眼睛不好,找我商量,能否互調一下工作,我當時不假思索就答應了,上面領導也同意對調。于是我就到展覽館,后來展覽館劃給宜昌地區,改成地區文化館,我任文化館副館長,后來又到地區(市)群藝館,我還是副館長,直到退休。

可以說,峽江連綿的山水,江上來往的帆船,大如操場的木排,嘹亮動聽的川江號子……是我兒時最難忘的記憶。上學讀書后愛好繪畫,畫得最多的也是這里的山、這里的水。1964年從事文化工作后,我便走進三峽,成為三峽文化沃土上耕耘大軍中的一名忠誠的戰士,一干就是四十多年,算得上是個地地道道的“三峽人”。

由于展覽館工作的需要,1968年我開始學習攝影,一年后便嘗試著三峽風光的拍攝。當時我的創作熱忱極高,常常為了尋覓理想的角度而跋山涉水,為了等待合適的光線而日夜堅守。那時的交通極不方便,為了解決往返峽江的路途困擾,只有吃住在沿途老鄉家里,并把沖洗膠卷的藥水隨身帶著,白天拍攝完了,夜里就把膠卷沖洗出來,不斷拍攝不斷比較不斷找差距。

成名作《川江航運》一炮走紅,還是借徐達老師的相機拍的

經過三年多的努力,終于在1972年,得到了一個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的好時機,拍了一幅《川江航運》,入選到次年的《全國攝影藝術作品展覽》。說到這幅《川江航運》,還有一些有趣的掌故,拍這張照片的相機,是借用徐達老師的,我當時還沒有專用相機。而這張成名作,原名叫《高峽雄姿》,但到北京展覽時,專家覺得題目有點小資,便把它改成《川江航運》。而能拍攝到這張照片,還是“做好事”得來的。我這張照片,是在秭歸九畹溪附近的山上拍的,原因是當時陪我們的老鄉,請我給他幫個忙,說他的母親八十歲了,從來沒有照像。當時膠卷很寶貴,一次進山帶得不多,但我還是答應了。這位老鄉喜出望外。在等飯的間隙,我背著相機走出戶外,發現了這個絕佳的拍攝點,趕緊拍了一張。隨后回到老鄉家里,又給他母親拍了一張。老鄉說,下雨天拍攝效果更佳。于是我先回到宜昌,等待下雨的時機,最終找準云霧漫漫的好機會,拍下了這張成名作。這張照片寄到北京后,受到陳復禮和黃翔等攝影名家的好評,我的創作熱情越發高漲。幾十年來,我無數次的到了這個攝影點,其他攝影家也去探訪過,但都沒有找到我那種堪稱“天造地設”的機會。

隨著拍攝的作品越來越多,但我發現,把這些作品擺開來卻多數都是“兩山夾一水,水中一艘船”的雷同畫面?;仡櫭看芜M峽拍攝、總是想找一段有氣勢的峽谷,選一個理想的天氣,為了讓畫面有生氣、在江上來船時,才心滿意足地按下快門,這就是當時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峽江。怎樣突破這種局面,創作出豐富多彩的作品來?我在困惑之中不得不放慢拍攝,讓自己靜下心來思考。

我選擇用讀書來充實和提高自己對三峽的認知。在我閱讀有關三峽的文章和詩畫時發現,干百年來,無數文人墨客的三峽作品,都是從各個不同角度、不同層面,用文字或圖畫抒發著他們從三峽神韻中感悟到的心得體會。而那些流芳百世的佳作,更有獨特的視角和獨具匠心的表現,作品中的一草一木,一山一水,無不蘊含著峽江的靈氣。

為了拍《天梯》,我從三十多米高的懸崖上摔下

我初背相機進峽江時,峽江的木帆船正在逐步被機動船所取代。峽風吹走了漫漫歲月,但是千百年來留在峽江兩岸石頭上的一道道纖痕,一排排撐籬點,一個個拴船孔,一墩墩絞灘柱和那一串串石頭上的腳印……如一頁頁無字天書,靜靜地訴說著過去。我必須記錄下這一切,這些由世世代代過往船工們在峽江兩岸留下的“印跡”。

我對三峽的認知是在行走、思考、讀書、拍攝的循環往復中加深的。在我反復拍攝峽江的同時,我也將鏡頭對準那些與峽江朝夕相伴的峽江百姓和他們的生活。幾十年來,正是那些峽江兩岸像“天梯”和“獨木橋”一樣的路,把我和三峽、三峽的老百姓緊緊地連在了一起,我的心和我的鏡頭一直關注著這里的變化,內心有一種“用鏡頭留下自己曾經看到過的三峽自然和人文景觀”的意識,并目這種意識隨著葛洲壩和三峽工程建設的進程變得越來越強烈。在我所拍的“峽路”的作品中,有一幅《天梯》是我特別珍愛的。

1981年,我帶幾個學生在巫峽一條險峻的絕壁石道上攝影時,不慎摔下谷底。老鄉們發現后,很快將頭破血流的我抬到江邊搶救。有人驚呼從三十多米高的懸崖上摔下還活著,定是神女的護佑(這里正好與神女峰遙遙相望)。由于當地沒有醫療條件,當時又沒有到巫山縣城的船,眾人一籌莫展。正在這時有人發現一艘路過的航道艇,便大聲呼救,艇上駕長忙問出了什么事,有人忙回答說,有個“新華書店記者”重傷了。當時老鄉們見我摔壞的相機,以為我是記者,說到記者就聯想到“新華社”,情急之下誤把“新華社”喊成了他們更熟悉的“新華書店”。我很快就被航道艇送到了巫山縣醫院,在愛的接力下,當地最有名的醫生為我治療,讓我逃過一劫。

現在回想,不只因為我曾經從這“天梯”上摔到三十多米高的懸崖下,差點結束了攝影生涯,還因為每當看著畫面上的那些山民,想到從他們的祖祖輩輩起,就一直在這條“天梯”上不斷地攀登,那種不畏險峻、勇往直前的精神感染了我。

在宜昌首次辦個人攝影展,晚年以畫畫與垂釣為樂

在我走進三峽的幾十年,正是三峽發展的黃金時期,我親歷了古老峽江延續了數千年的木帆船時代的最后終結,又幸運目睹了葛洲壩和三峽大壩興建的宏偉壯舉。更讓我欣慰的是,在我厚厚的影集里,匯集了這些年我伴隨三峽路走來的所見所間,見證了古老峽江日新月異的足跡,也融入了我解讀峽江的所思所想,掲示了我與峽江的不解之緣。1983年,我加入了中國攝影家協會。

2003年5月3日,在三峽大壩就要進行135米蓄水的前夜,我和王文華及幾個三峽攝影人為了見證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,懷著對即將沉入江中古老三峽的眷戀和對新三峽的期盼,在巫峽岸邊點燃幾百支紅燭,告慰巫山神女。以這一事件拍攝的照片《祝福三峽》,在《人民日報》海外版發表,并被眾多媒體轉發。2006年,我的個人專題在當年第三期《中國攝影》上發表,共達28個頁碼。

退休后,我重新拾起了畫畫的愛好,畫的也是心中的三峽,只有三峽是融入我血液當中的,近年還畫了一幅三十米的長卷。老伴去年離我先走了,我現在同兒子生活在一起,兒子在清江邊開了個奇石館,我閑暇時最喜歡在江邊釣魚,為了怡養性情罷了。

四十年來,我拍了數以萬計的三峽照片,今年,市美術館從中選出近百幅照片,為我辦了“守望三峽”攝影作品展,對關心我的朋友來說,也算一個交待。說來,工作時經我手辦了近百個攝影展,但我自己在宜昌舉行的個人作品展,這還是第一次。我最后想說的是,在守望三峽的四十多年里,我用鏡頭與雄峰、高峽、激流、險灘對話,感受到大美三峽天下雄的巍然氣派;我用鏡頭對向變幻莫測巫山云雨,盡顯大美三峽的柔美情長;我用鏡頭品讀兩岸千仞石壁,鬼斧神工,美輪美奐的藝術長廊讓人蕩氣回腸;我就是在這一次次用鏡頭與三峽對話中不斷感悟三峽、拍攝三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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